司法調解的另外表現|司法調解

來源:手機 發布時間:2019-06-19 04:13:07 點擊:

  一、案例的提出   案例一,申請執行人張某與被執行人李某在訴訟過程中達成調解協議,約定由李某歸還張某人民幣110000元,于2011年3月23日歸還人民幣50000元,2011年5月15日歸還60000元。2011年3月23日李某歸還張某人民幣40000元。其余未給付,申請執行人向人民法院申請執行剩余款項人民幣70000元。本案在執行過程中發現,本案雖為普通的民間借貸糾紛案,但實則是張某委托李某為其購房,李某也為其找了房源,張某支付李某人民幣110000元,同時搬進了房屋,但一直未辦理過戶手續。后因房價上漲房主不同意賣房,于是李某出具欠條給張某欠張某人民幣110000元,但張某一直居住該房。在執行過程中,被執行人李某提出要求張某搬出房屋,否則余款不支付;申請執行人則提出,其基于對李某的信賴而損失了很多期待利益,若搬出所居住房屋則需要另外補貼對方人民幣20000元。經執行法官的多次協調,最終雙方達成和解協議,由李某給付張某90000元人民幣,張某同時搬出所居住的房屋。
  案例二,申請執行人鄧某與胡某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糾紛一案,經訴訟判決由胡某賠償鄧某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損失人民幣41435.35元。因胡某未履行生效法律文書所確定的義務,申請執行人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本案在執行過程中,被執行人查無可供執行的財產,通過執行法官的多次工作雙方達成和解協議,由被執行人胡某一次性支付鄧某人民幣12000元,鄧某放棄余款的執行。
  二、案例的分析
  兩起案例均以申請執行人與被執行人達成和解協議且履行完畢為結案理由。兩案從其表面上看是當事人就自己的民事權利所做的自愿處分,但法官為促成當事人達成和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強制執行并不如外界所描述的——當事人拿到了人民法院或其他機構作出的裁判文書就意味著進入了保險箱。事實是,當事人進行訴訟有敗訴的風險,而申請執行則也有執行不能的風險——即被執行人無履行能力的風險。上述第二個案例中,被執行人已年滿65周歲,且其交通肇事的工具為農村拖拉機,經調查其確無可供執行的財產,作為執行法官在告知申請執行人存在執行不能的風險前提下,告知被執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書所確定的義務是每個公民應當遵守的基本原則;雙方當事人能夠本著互諒互讓、通情達理的原則更有利于問題的解決。
  其次,執行過程中的和解并不如外界所描述的——一味地使被執行人讓渡其權利。債權人放棄部分權利是達成和解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絕對。上述案例一恰反應了申請執行人多獲得了利益。從和解協議的表面上看,雙方當事人是自愿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愿意變更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履行數額及履行方式,但卻是執行法官在深入了解雙方的矛盾焦點,向雙方當事人進行釋法明理后促使雙方當事人達成的和解協議。
  最后,執行才是最終的案結事了。案例一中,雙方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達成調解協議,但被告卻只部分履行,原告據此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訴訟過程中并沒有真正的案結事了,且也未真正深入了解雙方矛盾的焦點,只是按普通的民間借貸糾紛案處理。該案中當事人或許是為了方便而在訴訟過程中未向人民法院闡述其真正的目的。而在最后的強制執行過程中,當事人為了自己的合法權益得到最終的保障,往往向執行法官“坦露心聲”,當事人也知道這是其保障自己合法權益的最后一道關口。因此,執行法官在處理案件過程中為了能徹底的案結事了,需要也應當介入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矛盾糾紛之中而予以化解。
  三、司法調解的另外表現—執行和解
  在現有的對司法調解的研究中,大多集中于訴訟調解以及其余非法院調解,研究均認為調解更有利于當事人矛盾糾紛的解決;但調解案件申請執行比例高,調解案結事未了的現象仍然存在 。實則上,強制執行才是真正的體現能否案結事了的階段,執行階段法院實質性介入和解可以視為“二次調解”。執行和解應當納入司法大調解的范疇。
  從上述兩則案例可看出,成功的執行和解案件大多與執行法官的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說服教育方法分不開,與其說是糾紛當事人之間自愿對其民事權利的處分,不如說是執行法官為了化解矛盾糾紛而對當事人進行的執行調解,其內容客觀上包含了法院的意志。然而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七條的規定 ,執行員所做的工作只是將“協議內容記入筆錄”,法院意志撤身于外,蒸發于無形之中,形成了當事人一種自動和解的表象,這種過程與結果的矛盾,與法理不符,在司法實踐中也引發了許多問題 。
  究其原因,一法院實質性介入執行和解過程將愈加使得法院失去被動、中立的態度,不符合司法權的中立性 ;二是法院實質性介入否定了執行依據的既判力。
  執行中法院實質性介入執行和解過程是司法能動主義的體現,強制執行的過程不僅要保護申請執行人的合法權益,也要保護被執行人的合法權益。促成當事人達成和解并不是法院的強制和解,并非是前置程序;正如訴訟調解,仍然是以自愿、平等為基礎要件。執行權的能動性不僅在于使生效的法律裁判文書得以尊重和實現,更在于化解矛盾與糾紛。執行依據的既判力是指確定糾紛當事人之間的最終判斷,執行中法院實質性介入執行和解是在執行依據確定的權利義務前提下,根據客觀情況促使當事人行使民事權利的處分,并沒有損害執行依據的既判力。在我國臺灣地區法律規定,當事人在強制執行程序或破產程序中,或其它場合成立之和解,縱在法官勸諭下成立,亦屬訴訟外之和解,非所定之執行名義,亦無阻止原執行名義之效力 。
  “和解是最適當之強制執行”“瘦的和解勝過胖的訴訟” 。執行中的和解更有利于糾紛當事人矛盾的化解、有利于縮短執行周期,也避免了就案論案、機械執法,充分體現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執行法官為了促使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付出了許多努力,而這種努力不亞于調解,且是為了真正案結事了的調解。
  (作者簡介:王建軍(1974.10-),男,大學本科,江蘇省金壇市人民法院執行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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