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耘:中美教育應相互鏡鑒】鏡鑒

來源:手機 發布時間:2019-06-19 04:10:39 點擊:

  生命的底色——理想與熱情   戴耘,生于上海,成長在文革時代。   戴耘上小學的時候,文化大革命剛好開始,他讀了6年半的小學和4年的中學。中學就讀于上海的一所重點中學——復興中學,雖然當時的社會氛圍以階級斗爭為主,但他們還是可以學習一部分文化知識。
  談到自己念中學的日子,戴耘說是“放松的、愉快的,有點像《陽光燦爛的日子》,就是一幫人在上海弄堂里亂轉,聚在一起玩‘四國大戰’和‘橋牌’”。也許一如王朔所說的:“我感激所處的那個年代,在那個年代學生獲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學習那些后來注定要忘掉的無用知識。”戴耘說當時處于懵懵懂懂的狀態,雖然角色從班長到紅衛兵的副營長在轉變,但對自己并沒什么自覺,對未來也沒有一個明確的圖景。戴耘形容自己的基礎教育階段,引用了地產大亨馮侖的一個書名——野蠻生長。
  戴耘在中學畢業后,到工廠干了幾年。但他并不滿足于“學不到東西”的生活,于是通過幾個月的突擊學習,順利通過高考。
  讀了本科,這對戴耘來說是人生的一個轉折點。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啟蒙的時代,當時的學生對西方來的思想感到很興奮,像學校里有介紹弗洛伊德理論的,大禮堂都擠滿了人。“那時是啟蒙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時代,當然這種理想主義并不成熟,甚至可以說是幼稚的,而且我們的教育也受到不少桎梏,跟現在的本科教育很不一樣,至少現在的本科教育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是去意識形態化的。”
  但戴耘強調了這個經歷對他的意義。“本科這個階段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實際上奠定了我的底色——比較理想主義,有熱情。”
  上世紀90年代初,他赴美攻讀心理學,獲得心理學博士學位,美國人才培養國家研究中心博士后。他在紐約州立大學教授心理學,長期從事智優兒童的發展和教育以及人才學和創造力研究。他說:“后來到美國的這么多年也很重要,我接受了系統的訓練,主要是心理學方面的。”
  戴耘對自己的經歷看得很輕,一再強調自己的成長經歷“并不典型”。“人生的路并不是一開始就能設想好的,但回過頭來說,就是這么很自然地一道一道給你安排了。從一開始的中文系,到后來跑到美國去念心理學,然后我現在做教育心理學、資優教育的研究,是這些獨特的經歷成全了我。”
  中美基礎教育差異大
  戴耘親歷中美兩國教育,在美求學及任教達20來年,兩個孩子都在美國上學,對中美兩國教育的差異,有切身的感受與反思,他認為美國的基礎教育在以下幾方面值得我們借鑒。
  1. 獨立學習——“從小就要有動手意識”
  在美國,學生更早進入獨立學習的狀態,從小學一年級就做項目(Make Project)作業。
  例如戴耘曾在女兒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去參觀他們的學習展覽會(Learning Fair)。當時有個一年級的小學生,統計了品牌巧克力豆不同顏色的出現頻率,總結出分布規律,并以統計圖表的方式展示出來。這個貌似簡單而無意義的事情,其中體現的思想,恰恰是統計學最基本的東西。還有一對四年級的小姐妹,她們做出了火山爆發的視頻,在成果會上演示火山爆發的過程,并為參觀者介紹火山的原理。
  盡管這些成果往往是在老師和家長的指導下做出來的,但這種自主學習對培養學生的獨創思維非常有益。事實上,學生研究的內容、做出的成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學生從小就有自己動手的意識,有能力為別人介紹自己對知識的理解。
  這打破了我們習以為常的“讀書就是做功課”的觀念。在中國,學生課外都是“題海戰術”,作文的布置也是相當的格式化。而美國的作文是比較生活化的,甚至在小學一年級就鼓勵小孩子寫詩。
  2. 作業布置——“要重視課外閱讀”
  美國的作業相對簡單,小學階段學生自由支配的時間比較多,學校很鼓勵小孩子閱讀,閱讀的形式多種多樣。
  自小學起,學校會要求學生一周讀5本書,從四年級開始讀原著(Chapter book),五六年級漸漸要求寫書評,剛接觸的時候比較簡單,只要求把簡單的讀后感受寫下來。例如戴耘正讀小學5年級的兒子,每天的家庭作業大概在一小時內完成,功課之余可以玩玩樂高游戲,讀讀閑書,他現在正在讀《哈利·波特》的原著。
  美國的初中是一個過渡階段。在小學有固定的班級,課程愉快,學生與老師的關系很密切。高中開始是走班,所以初中的老師會幫助學生調整學習狀態,以更好地適應高中的學習生活。在高中,學生沒課的時候會自主安排時間,比如去圖書館讀書,或者參加俱樂部的活動。
  我們來對比一下美中高中生的一天。美國的學生,到了高中后作業增多,壓力也會隨之增大。比如戴耘正在讀高中的女兒,每天早上6點半就起床,下午3點左右放學,放學后去參加學校長跑隊的訓練,晚上在作業之后再讀些小說,練習鋼琴,往往是家里最晚一個睡覺的。而中國的學生從早上7點到下午5點半,一天上8節課,回家再做四五個小時的作業。作業以習題為主,每個科目大概有4面卷子。兩國高中生每天休息的時間差不多,但接觸的東西卻是大不同的。
  這當中的最大區別,是中國學生的課余時間大部分被習題作業占用了。作業傾向于“死摳”知識點,是大量重復性的、死記硬背式的內容,而且答案也被“過度格式化”。這個作業的怪圈,說到底是為了應付分數和考試,因為競賽式的考試不允許誤差。但這樣的做法,完全不符合學習的規律,長久下去學生會厭學,覺得學習是一種負擔,最后沒有了學習的動力。這對學生來說是傷害比較大的一方面——學習變得沒有可能性了,知識的發展停滯在教室門口。
  良好的學習狀態,應該是小孩子學了以后還想繼續學,在他知道一些知識后他想知道得更多,這樣學習才能從課堂延伸到生活當中去。
  3. 興趣培養——“興趣是沒有功利地熱愛一樣事情”
  美國學生在課堂外的學習自主性很強。高中的俱樂部眾多,而且強調專業性,要做研究,真正討論問題。舉一個典型的例子,美國紐約的布朗克斯高中是一個重點學校,校內有近百個俱樂部,像音樂劇俱樂部、機器人俱樂部等。這個學校成立于1938年,從1970年開始出了7個物理學諾貝爾獲得者。他們當中的幾個人在中學時就是好朋友,一起參加物理學俱樂部,常在一起討論物理問題,加上老師的良好指導也起到促進作用。盡管不能把他們的成就全歸功于一所高中,但必須肯定的是,他們早期的耳濡目染對之后的路是有影響的。   我們常說“功夫在詩外”,對于教育,可以說是“功夫在課堂之外”。學生在課堂外得到的東西,可能比課堂上學到的更重要。美國的教育不只重視課堂上的正式學習,也重視課外的自我學習,并有不少“自學成才”的例子。例如美國的能源部長朱棣文,高中時候的功課并不出色,甚至他說“當高中畢業的時候,有如釋重負的感覺”。但他在課外學習很多東西,還自己研制出了撐桿跳的跳桿。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我不光是學書本上的東西,而是自己想學的就下功夫學。”他后來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個人在課堂外的努力。
  而反觀中國的教育,一來在拼命擠占孩子的時間,二來讓孩子變得功利。長輩給小孩傳遞的信息是——你所做的事情必須是有用的,要為考試加分的。在這么功利的環境之下,像音樂、美術等術科,因為它們在升學考試中不具有產出效用,所以是沒有位置的,是浪費時間的。如果學生變得功利,他們就無法了解自己的興趣在哪里。“什么是興趣?興趣是沒有功利地熱愛一樣事情。”
  我們現在把教育限制在一個框架里,把學習變到格式化、寬泛化的結構里去。這樣的學習盡管可以讓大部分人達到一定的知識水平,但是無形當中會扼殺很多東西,像學習的創意、學習中的個性、學生自我探索的機會,都在慢慢喪失。
  4. 社交能力——“如何融入陌生的環境中”
  美國人更重視培養孩子的社交能力——你有沒有辦法說服別人,你能不能聆聽別人的想法,當發生沖突的時候怎么協調……在一個陌生的環境中,如何融入進去,甚至起到主導的作用,是他們很看重的能力之一。
  這些能力從小學就開始培養,而社會技能在踏上工作崗位后,更大程度上決定了人的成功與否。美國人的社交場所眾多,像食堂,各種體育運動等。體育不僅僅是鍛煉身體的事情,也體現一個人的社交技能——有沒有領導力,有沒有組織能力,有沒有與人合作的能力等。
  而中國教育相對來說則少在這方面下功夫,哪怕是留美的中國人也基本比較內斂,不擅長與陌生人打交道。當然這個也是受制于環境,中國的中小學學生并沒有多少社交的時間。
  5. 評價機制——“平均成績的預測效度高于高考”
  在美國,大學錄取非常看重學生高中的平時成績,而且平時成績的預測效度是高于高考成績(SAT)的。這就涉及到平時成績的客觀性和可比性的問題。美國的高中普遍提供選修課程,讓不同程度的學生選擇適應自己的課程。而且每一個科目會分三個梯級,最高一級的是“榮譽課程”,大概只有10%的學生能夠選修這些課程。課程設置會特別難,但這也意味著學生在申請大學的時候具有更高的競爭力。這樣在高中的時候,學生已經因為學習能力的差異而出現自由的分化,而且在大學錄取的時候也更公平。
  這樣的設置符合一個原則,因為學生在高中的分化已經比較嚴重,統一的學科要求并不能適應所有學生,應該讓學生根據興趣和長處選擇學習內容。當然在高中階段,也不適合過度專業化,即使是大學本科也要強調通識教育。
  21世紀我們如何辦教育
  戴耘一直在追問教育的“為什么”和“怎么辦”,敏銳地觀察到問題所在后,“解決”才是追問的終點。
  在21世紀全球化經濟的時代背景下,教師要轉變思路,不能只埋頭教書了,要對自己有定位,對自己要成為怎樣的人有所認識。在知識爆炸、信息爆炸的今天,一方面,教師要時刻關注,了解科學、人文、社會等方面最前沿的知識;另一方面,教師應轉換職能,不要再把自己當做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人,實際上也不可能是知識的絕對權威,但教師可以做一個很好的向導,一個很好的教練,比如打球的教練,不一定球打得比球員好,但他知道方法和門道,他知道在哪些方面點撥,知道如何引導,在這個方面教師的作用應該更大,而非單純地傳授知識。教師不僅僅傳授靜態的知識體系,更要讓學生掌握方法,并對知識滲透自己的理解。
  而對于學校辦學來說,要“用教育家的手段辦教育,而非行政官僚的形式”。打破僵硬的、制式的教育,提供更多的機會給學生,在有限的范圍內營造學校文化,充分地解放每一個人。例如高中可以優化課程設置以適應“學生分化偏大”的情況,也可以開設俱樂部促進學生多元技能的培養。美國提倡學生擁有“深度體驗”(Deep Experience),就是讓學生多體驗教科書外的東西,讓他們了解在工作、生活最前沿的人們在做什么。這是生涯教育(Career Education)在高中的體現,有助學生盡早認識和了解自己的長處。教育的功能,最根本應是讓人能夠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什么樣的生活對我來說是有意義的,什么樣的生活是給我帶來快樂的。我們的教育,除了教授學科知識以外,引導學生認識“我是誰”是非常重要的。這不是一個能馬上得出答案的問題,但每個人都應盡早開始思考。而在中國,這方面就起步得晚了。
  戴耘認為:“中國教育現在的問題還是在高考制度,或者說是大學的錄取制度,相對而言比較單一。如果有一天錄取的方式多元一些,才會出現實質性的變化。”例如復旦大學的“千分考”就是一個很好的先例,題目包羅萬有,跳出學科考試局限的范圍,考察的是學生平時的積累,考察的是學生對大千世界的理解和把握。知識面廣的、閱讀量大的、善于觀察的、善于追問的學生,才能在千分考中得到高的分數。
  戴耘對中國基礎教育的研究,主要著眼在“創造力培養”和“拔尖人才計劃”上。目前環境的局限還比較大,只能在初級的階段做一些嘗試。他與華東師大展開合作,在全國選定17所學校作為試點,包括根據學生需求進行課程改革,在高中開展分層教育等,增加教育的多樣化和靈活性。
  戴耘深知,做教育需要有理想、有熱情的人,但并不是只憑一腔熱血就能把它做好,而他,正努力把美國的先進教育理論和實踐介紹回來,以期為中國教育帶來一些實實在在的改變。
  責任編輯 蕭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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