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角色的重塑_文化管理部門的角色和能力重塑

來源:攝影 發布時間:2019-06-19 04:17:56 點擊:

  摘要:國內外宏觀和微觀環境的劇烈變革,使得我國文化體制改革面臨著巨大的現實和時代挑戰。文化管理部門作為我國文化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是造成這種挑戰的部分因素,也是應對這些挑戰,從而推進我國的文化體制改革的重要主體。為此,我國文化管理部門有必要對其角色和能力結構進行重塑,從以往的單純管理控制者轉變為宏觀調控者、服務者以及參與式知識管理者。而為了扮演好這些新角色,文化管理部門在未來更應重視理解、傾聽、談判、說理以及協調等方面的能力,在掌握基本技術能力以及準確把握倫理道德的基礎上實現領導方式的轉變以及領導能力的培育。
  關鍵詞:文化體制改革;文化管理部門;角色;能力;重塑
  引言
  2011年10月18日,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該決定特別強調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并為推進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與繁榮做出了方針和政策部署。這充分表明在當下中國,文化體制改革的重要性日益凸顯,成為我國執政黨的一項重大議題。然而,文化體制改革涉及面之廣、程度之深、時間之持久,使得要加以順利推進并非是一個簡單的事情,它需要黨、國家、社會乃至作為個體的公民等多個主體的努力。文化管理部門作為我國文化體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必將在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當中承擔重要職責,發揮重要作用。然而,現實情況是,當前我國文化管理部門在推進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當中的作用仍不突出,效果仍不明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國文化管理部門在其角色定位和能力結構上還存在較多不足。因而,文化管理部門在推進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當中有必要進行角色和能力的重塑。
  一、當前文化體制改革的成就及其挑戰
  作為政治經濟體制的派生物,文化體制反映了一國各利益主體間的文化權利關系以及文化利益的分配關系。[1]新中國建立后,我國建立起了計劃經濟的經濟體制和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與此相適應,我國也逐漸形成了一種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文化體制,這種體制強調文化的政治功能,政府掌控文化的生產和分配,文化領域被視為國家的思想陣地和意識形態領域,文化應該服務于工農兵和無產階級。然而,改革開放之后,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和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的逐步瓦解,這種文化體制的弊端日益顯現:管理權過于集中,過于強調文化的政治功能,文化管理部門過于行政化,黨政不分,職責不清,機構臃腫和效率低下,加上所有制和生產經營方式過于單一,大大束縛了文化產品的創造力和活力。
  這一系列問題的凸顯使得進行文化體制改革既有了必要性也有了緊迫性。自二十世紀80年代始,我國的文化體制改革就進入了黨的議事日程當中,并且多次被寫入黨的政治報告當中。經過幾個階段的努力,我國的文化體制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文化市場化發展的方向和地位逐漸得到承認,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區分逐步明確,文化發展的多種所有制共存局面得以形成,政府和文化企事業單位的關系進一步理順,相關的法律法規也得以出臺,文化管理部門的宏觀管理職能逐步強化,在文化管理體制當中的角色進一步規范。
  不過,在這些成績的背后,不難發現,當前我國文化體制改革仍然面臨諸多挑戰。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就指出,“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既具備許多有利條件,也面臨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2]我國文化領域正面臨著快速變化并且日益復雜的國內外形勢,首先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推進,文化領域中原先那種以頻繁的政治動員和狂熱意識形態維系的那種一統化的價值道德體系正日益解體;其次,我國日益融入全球化進程當中,國與國之間不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的交流交融也更加頻繁,國外各種主義話語理論以及社會思潮能夠便利地進入國內,對我國文化領域產生了非常廣泛的影響;最后,互聯網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快速普及,網民隊伍的快速壯大,微博客等新興媒介的出現和繁榮,也在很大層面上型塑了我國文化領域的新特征和新面貌。簡單而言,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一個日益多元化的價值體系正在當下中國社會中逐步成型,公民個體間的世界觀、人生觀以及價值觀也日益分化,文化領域原本那種擁有共同思想價值基礎的局面已不復存在,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日益多元化和個性化。而與此同時,由于缺乏必要的引領和規范,一些領域也出現了嚴重的道德失范現象,近來小悅悅事件引發的全國性討論就是一個集中體現。
  然而,面對文化領域的新局面和新問題,我國文化管理部門并未做到與時俱進。“一些地方和單位對文化建設重要性、必要性、緊迫性認識不夠”[2],一方面文化管理體制原有的那種弊端仍存在慣性作用,文化管理部門仍試圖使用原有那種以行政命令和強制為主導的行事方式進行文化管理,導致其行政成本巨大而收效卻甚微;另一方面由于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不健全,使得其對公民日益多元化的文化需求反應遲鈍,引發民眾不滿情緒日增。而要改變這種局面,我國文化管理部門的角色和能力重塑勢在必行。
  二、新時期文化管理部門的角色重塑
  那么,文化管理部門在文化管理當中到底應該扮演什么角色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明確我國當下文化領域的現實情況。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由于強調文化的政治功能,文化的生產和經營幾乎都被納入到黨政系統當中,其所有制和產品形式都非常單一,文化管理部門在其中的角色是單純計劃管理的控制者角色,其主要目標在于通過制定相關政策,生產、審核和傳播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價值觀,宣傳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政權的意識形態,防止乃至杜絕有違主流價值觀的文化產品的出現和擴散。正如前面提及的那樣,這種角色定位是與我國當時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文化管理部門的這種角色擔當在鞏固和維系社會主義政權、推進社會主義建設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改革開放后,原先那種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逐步瓦解,中央放權于地方,政府放權于社會,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得以確立。伴隨著這種變化,我國文化領域也發生了劇烈變革,有學者就把當前文化管理領域的變革概括為“全球化”、“區域化”、“產業化”和“網絡化”[3],這種概括可謂非常精準。另外,除了這種宏觀環境的轉變,我國文化領域的微觀層面也產生了巨變,首先是公民個體間的“三觀”日益分化,國家再也無法將之一統化;其次是由于觀念的多元化,不同公民對文化產品的需求也日益多元化或者個性化,這就需要文化產品的生產和形式也需要日益多元化,文化管理部門也需要具備更強的回應性;最后,伴隨著公民意識的崛起,我國公民的參與意識也日益增強,越來越多的民眾和組織有著參與文化政策制定、文化產品生產和經營的強烈意愿。   因而,面對國內外宏觀和微觀環境的變化,文化管理部門有必要進行角色重塑。首先,文化管理部門需要擺脫原先那種對文化領域事無巨細的干預角色,轉變為文化政策規劃和制定的宏觀調控者,通過宏觀政策來引導文化領域的發展。其次,鑒于公民文化需求的多元化趨勢,文化管理部門需要從一個管理控制者轉變為服務者,通過不斷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以增強對公民個性文化需求的回應性。最后,鑒于公民日益增強的參與意識,文化管理部門還應該扮演參與式知識管理者的角色,為公民和組織參與政策制定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這種環境首先體現在文化管理部門有必要為實現公民的有效參與提供相關資料和知識指導,而非自身對政策制定的大包大攬。
  三、新時期文化管理部門的能力結構
  國內外宏觀和微觀環境的變化要求我國文化管理部門進行角色重塑,然而,這種角色轉變卻并非易事,也非一日之功。必須承認,按照原本的角色定位——管理控制者,我國文化管理部門的能力不能說不強,其權力不可謂不大,其能整合和調動的資源不可謂不豐富。不過,在正處于新時期、新環境的當下中國,這些能力的實際效用卻日益減弱。現實的情況往往是,文化管理部門花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在文化發展和管理上,而其能收到的效果卻往往并不如意。造成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管理對象和管理環境的變化,導致我國文化管理部門的能力結構、權力的行使方式已無法適應現實需求了。因而,文化管理部門需要對其能力結構進行必要的調整,對其權力行使方式進行必要的改善。那么,對于當下中國而言,文化管理部門需要哪些能力呢?在筆者看來,這些能力可歸結為以下三方面:
  (一)基本技術能力
  為了有效開展管理工作,文化管理部門首先仍然需要培育基本的技術能力。這種技術能力又體現為三個小能力上:一是戰略規劃能力,涉及文化管理政策的戰略層面,這種文化領域的元政策,對其他文化管理政策起到指導和規范作用,因而這種能力特別強調文化管理部門對未來文化發展方向的洞察力和前瞻性;二是項目管理能力,體現為如何制定和實施具體的政策上,因而更加強調對政策對象和環境的細微考察能力以及政策執行的效果;三是資源整合能力,它不僅表現為調配文化管理部門自身所擁有的資源上,還要求其擅于將民間和市場的資源整合到其文化政策中來,通過引入和利用多來源的資源,以同時達到政策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二)領導能力
  毫無疑問,不管環境如何變換,文化管理部門仍然會在我國文化領域起到領導作用。然而,這種領導作用的表現形式卻需要發生必要的轉變。簡單而言,文化管理部門有必要改變以往那種單純以命令、權力威懾的領導形式,轉而通過培育和增強自身的評估、協商以及管理變革的能力來實現對文化領域的領導,命令和權力威懾則成為實現領導方式的最后一道防線,只在非正常狀態才加以使用。這種領導能力具體而言可以概括為“3C知能”:一為協調(coordination),為各部門各組織能夠順利開展工作掃清不必要的體制和機制障礙,通過積極引入和整合來自政府和民間乃至公民個體的資源,為文化發展提供必要支撐;二為沖突管理(conflict management),在參與主體間出現沖突時能夠為雙方提供一個溝通的平臺,充當沖突的仲裁者以及中間調停者,以及時并有效化解和疏導;三為溝通(communication),即與公民以及各類文化組織保持好必要溝通,及時了解和吸納民情民意,從而保證文化管理政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
  (三)倫理品質能力
  為了能夠有效開展工作,作為文化領域的管理者和服務者的文化管理部門往往被賦予了較大的行政權力以及廣泛的自由裁量權,然而這種權力和自由裁量權如果沒有必要的約束就容易出現越界。這種約束既包括諸如法律法規以及紀檢監察部門的外部約束,也包括倫理道德方面的內部約束。因而,文化管理部門還需要培育倫理品質能力,這種能力不僅表現為管理者對倫理的自我理解和認知上,也表現為自身對這些倫理的遵循程度上,表現為能否在這些倫理的約束下做出審慎的決策上。
  四、結語
  文化體制改革是一項浩大的系統工程,而當下中國文化領域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使得其面臨著更大的挑戰。文化管理部門作為我國文化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是造成這種挑戰的部分因素,也是應對這些挑戰,從而推進我國的文化體制改革的重要主體。在國內外宏觀和微觀環境都發生劇烈變革的現實情況下,我國文化管理部門有必要對其角色和能力結構進行重塑。這樣的角色和能力重塑,既是對文化管理部門的現實要求,也是時代要求。文化管理部門唯有順應現實和時代的潮流,才能真正在我國的文化體制改革當中起到應有的作用。
  大體而言,文化管理部門應該從以往的單純管理控制者轉變為宏觀調控者、服務者以及參與式知識管理者,而為了扮演好這些新角色,文化管理部門在未來更應重視理解、傾聽、談判、說理以及協調等方面的能力,在掌握基本技術能力以及準確把握倫理道德的基礎上實現領導方式的轉變以及領導能力的培育。這種角色和能力的重塑既需要文化管理部門轉變管理理念,也需要其在一些具體制度安排上加以細化,如對文化管理者的甄選標準、培訓課程的設計以及考核指標等方面進行相應的調整。
  參考文獻:
  [1]謝武軍.文化體制改革的歷程和面臨的問題[J].理論視野,2009(11).
  [2]方彥富.文化管理變革探析[J].東岳論叢,2010(7).
  (作者簡介:馬 蘭,女,本科,南京曉莊學院,副研究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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