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塊村莊14天幾點消失 被消失的村莊

來源:三維 發布時間:2018-12-21 04:43:55 點擊:

  戶口,是當地政府多次讓他們遷走的“殺手锏”,也是困擾他們生活的“死穴”      在當地政府眼中,他們是一群 “刁民”――抗拒搬遷、多次上訪,但對待記者,他們顯得格外友善、隨和。
  在媒體的描述下,他們是湮沒在現代文明中的“原始部落”――全村不通水和電、封閉生存12年,但當記者實地走訪后,仿佛置身于陶淵明筆下的新“桃花源”――風景秀麗、和諧靜謐。
  他們原本生活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阿城區平山鎮一個叫“青龍山村”的村落,12年前,為了興建水庫,他們被強制遷離。“青龍山村”也隨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版圖上消失。
  之后不久,因對安置補償不滿,他們又自行返回故土、重建家園。由此,這些返遷回來的村民戶口被當地官方“封凍”多年,辦不了身份證,變成了不折不扣的“黑戶”。據當地政府統計,返遷移民現有常住人口93戶、400余人,返遷移民現耕種土地6000余畝,其中屬于原村集體、現已收歸國有的土地2400畝,其余3600余畝為開荒地和租種林場地。
  雖然他們平均每戶都有近百畝的耕地,但在這個隨時需要出具各種卡片證明“我是誰”的年代,戶口,成了當地政府多次讓他們遷走的“殺手锏”,也是困擾他們生活的“死穴”。
  
  不同尋常的生、老、病、死
  要抵達“青龍山村”,頗費周折。
  “青龍山村”雖屬黑龍江省省會哈爾濱市管轄,卻距市中心上百公里。即便是在阿城區平山鎮,鎮上工作人員也無法向記者講清青龍山村的具體位置,只是告訴記者,“三余村是通往青龍山村必經之路”。
  一番詢問,到了三余村后,經路邊一老人指點,“從三余村村口一直向前走,走到沒有路為止,就到了青龍山村”。
  八里山路,崎嶇坑洼,不通汽車,記者走了三個小時。
  進山途中,恰遇青龍山村村民賈相友駕著拖拉機從鎮上趕集回村,記者有幸搭了一次“順風車”。
  顛簸的山路上,賈相友一邊扶著拖拉機頭,一邊和記者“嘮嗑”:“路難走啊!政府長期不管我們,也不修路,村里以前有個婦女叫藍淑香,一天晚上突然心臟病犯了,村里又沒有醫療藥品,人還沒有到醫院,就在送往村外搶救的過程中死掉了。”
  除了不通路,這里還不通水和電。沒有衛生所,更沒有基本的衛生醫療藥品。
  村民們告訴記者,平時有小病就去鄰村的三余村衛生所或鎮上的衛生院,大病就去哈爾濱或阿城區大醫院。
  今年7月11日,53歲的村婦邱香突然咽喉疼痛,她摸到自己喉嚨有一個硬塊,平山鎮衛生所的衛生員告訴她,“鎮上醫療條件有限,得上城里的大醫院”。
  在哈爾濱市中醫院,邱香城里的侄女幫掛的號,檢查完后,醫生要求住院治療,但邱香沒有身份證,無法入院。
  無奈之下,邱香回村拿出二十多年前的老式綠皮戶口本。到了醫院,醫生像看文物一樣,把老戶口本反復端詳,問咋回事,邱香好說歹說,把返遷的來龍去脈說清楚后,醫院才破例讓她入住治療。
  “如今,像我這樣歲數的老人,村里還有不少,遇上一場大病,身份證都沒有,大醫院看不了。說句不好聽的,只能等死。”邱香告訴記者,近鄰的三余村村民早就享受到了基本的農村合作醫療保障,而面對疾病,青龍山村村民只能自生自滅。
  在青龍山村,記者還了解到,老人死后,一般就地土葬,盡管這種做法被國家殯葬政策明文禁止,但當地民政部門也予以“默認”。“黑戶”問題導致了村民沒有身份證和死亡證明,即便死者家屬想選擇火化,殯葬館也無法接受。
  死后沒有“死亡證明”,生來亦沒有“出生證明”。
  33歲的王亞秋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大女兒已經7歲,小兒子才2歲,三個孩子無一例外都是“黑戶”,出生后上不了戶口。
  “政府不管我們后,村里就再也沒有計劃生育一說,想生多少都行,反正也都上不了戶口。不過大伙都不敢生,年輕夫婦一般就一個孩子,因為上不了戶口,多生一個,孩子長大后就多遭一份罪。” 王亞秋笑著解釋,“像我屬于‘情況特殊’,前兩胎是女兒,愛人想要個兒子,所以就生了第三胎”。
  
  求學、婚姻之尬
  除了生、老、病、死的“非比尋常”,“黑戶”狀態也給青龍山村年輕人人生道路帶來了諸多障礙。
  村民賈相友的大女兒名叫賈秀智,2009年因為辦不到身份證無法參加高考。
  賈相友回憶,在學校組織的前兩次模擬考試中,賈秀智成績均名列班上前五名,老師告訴她,照此發揮,考上二本估計不成問題。
  高考前夕,由于沒有身份證,老師心疼孩子交“冤枉錢”,告訴賈秀智,“沒有身份證,交了報考費也白交”。
  賈秀智回來急得直哭,賈相友為此找了平山鎮派出所,也去了阿城區公安分局,但得到了失望的答復――“要辦小孩身份證,必須全家遷走,就單獨辦一個小孩的身份證,沒法辦。”
  賈相友把孩子上學的學籍證明都拿到派出所,但對方就是不給辦,派出所民警告訴賈相友,辦身份證的前提條件是“全家遷出青龍山村”。
  賈秀智最終沒有參加高考。“七月”過后,她選擇外出打工,但由于沒有身份證,應聘也接連“碰壁”,最后在一家私人服裝店找了一份賣衣服的活。
  有了老大的教訓,來年老二賈秀艷參加高考前,賈相友找了熟人關系,學校到派出所把賈秀艷的身份證號調了出來,校方破例讓賈秀艷參加了考試。
  高考結束后,賈秀艷感覺成績不錯,賈相友又犯愁了,一旦錄取,入學也需要身份證。于是,賈相友又在外地公安機關找熟人,讓老二在外地落了戶口。如此,賈秀艷才上成了大學。
  “老三現在高二,明年參加高考,如果阿城區到時不給解決身份證的問題,還得走老二的舊路。” 賈相友無奈地嘆了一口氣。
  雖然不能參加高考,但青龍山村的小孩上小學和初中都沒有太大困難,平山鎮和附近帽兒山鎮的中小學均了解青龍山村的特殊情況,一般都不刁難。
  不過,山路難行,青龍山村的小孩就只能在鎮上自己住讀,年輕小小就得自己照顧自己,父母一個月甚至更長去鎮上探望一次。
  “小孩長時間見不到家長,挺可憐的。”村民萬淑芬更加擔憂,孩子長大后的前途,“沒有身份證,根本上不了大學,沒有知識,命運還怎么改變?如此循環下去,就只能和我們老一輩子的人一樣,世世代代種地為生”。
  求學之途不平坦,婚姻道路也很尷尬。
  29歲的楊燕燕七年前嫁到了附近的玉泉村,男方家族把婚禮儀式操辦得很隆重,但因為沒有戶口,又沒有身份證,楊燕燕和丈夫的婚姻在民政部門一直無法登記,也就無法領到結婚證。
  楊燕燕認為,自己和村里很多年輕人一樣,只是“事實上的婚姻,而非法定意義上的夫婦”。
  婚后兩年,楊燕燕有了孩子,做了母親。
  三年前,丈夫有了外遇,二人鬧得很僵,楊燕燕選擇離婚,她想去法院提起訴訟分割財產,并爭奪孩子的撫養權,但因為沒有身份證,沒有結婚證,法院告知“無法立案”。
  最終,男方家里留住孩子不放孩子,楊燕燕只好空手回到了青龍山村。
  據不完全統計,青龍山村的青年占到了全村人口40%的比例,而絕大部分都領不到結婚證,青年孫洪偉反問了記者一個玩笑:“你說像我們村大部分結了婚的青年,是不是都屬于‘非法同居’?生了小孩子后,又沒有辦法落戶,連出生證明都沒有。”
  
  抗爭命運十二年
  “動車現在都實名制了,以后火車也坐不了。去了城區,沒有身份證,酒店也住不了。只能生活在青龍山,去外地,沒有戶口,沒有地,根本活不下去。”采訪中,村民們表示,自返遷回來后,村里就再也享受不到國家任何的惠農政策,全靠自給自足。
  12年前,村民們返遷回青龍山后,當地官方曾組織過一次大規模的“聯合執法”,雙方發生沖突,此后,當地政府再也不管青龍山任何事情,造就了青龍山村今天成了“三不管”地帶。
  逢年過節,偶爾會有親戚朋友的走動,平時幾乎很難有外人進青龍山村。
  雖然閉塞,但記者發現青龍山村民并不“落伍”,大部分村民都配有手機,不過青龍山村信號不太好,記者的北京移動在這里就毫無信號。據了解,村民們的手機卡、銀行卡等都是通過城里的親戚朋友或鄰村的居民幫忙辦理的。
  不過,青龍山村村民的經濟狀況也非外界想象中的“貧窮”。當地土地肥沃,空氣質量良好,出產的玉米和黃豆在附近名氣很大,常有人進山收購。而且返遷回來后,沒有了限制,村民不用交稅以及各種費用,種植的土地越來越多,產出多,效益自然就好。
  條件稍好的家庭,都安裝了太陽能發電機,這臺花費3000元人民幣的機器,在晚上可以勉強點著12伏的小電燈泡。但如果碰上下雨天,太陽能發電機就會失去功效,村民們不得不點蠟燭過夜。
  在很多農戶家,記者還看到了小型的車載電視,在村里開闊的地方,村民們自己架起了衛星電視接收器。
  由于不通電,一些大型電器如空調、冰箱,即使有能力購買,也無法使用。
  記者參觀村里的兩個“小賣鋪”,出售香煙、啤酒、肥皂等一些簡單的生活用品,不過高檔的消費品在這里難覓蹤影,原因很簡單――“沒有冰箱,無法保存”。
  “電沒有、水沒有,都可以將就。身份沒有,太耽誤事。沒有身份,出了青龍山,碰上查身份證的,感覺自己就像個‘小偷’,不敢出遠門。”這是村民賈相友內心真實感受。
  熊志斌家的廚灶上,記者看見了豆角、茄子等青菜。“一般種啥吃啥,想吃點啥特殊的,去到鎮上才能買到。一年難得吃幾次肉,去鎮上一次還不能買多了。夏天天氣熱,容易壞。” 熊志斌稱。
  50多歲的熊志斌,1980年入黨,有著30多年黨齡。熊志斌原系青龍山村鄉醫,被遷移到新的村莊后,那里已經有了鄉醫,熊志斌的工作安排不了,被迫“失業”。
  熊志斌反映,自1998年被強遷出去后,就沒有再過組織生活,返遷回來后再也找不到黨組織,交黨費也沒人要。他和老伴去鎮上交了三次黨費,鎮黨委的領導告訴他,“青龍山村已經撤銷,原黨組織也不存在了,黨費沒有辦法下賬,沒辦法收”。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青龍山村“黑戶”問題被媒體曝光后,哈爾濱市成立了調查組。調查組下來后,發現村里還有好幾個黨員,就成立了臨時黨支部,熊志斌被任命為“臨時黨支部書記”,負責協助調查組做好人口、土地、房屋等普查工作,起到一個“聯絡員”角色的作用。
  村民與命運抗爭的12年,亦是村民自治的12年。據了解,返遷回來后,村里沒有村委會,也沒治保隊,但12年來卻沒有發生過一起刑事案件。
  在前任村長的兒子于立友的印象中,村里僅發生一次小青年打架事件,“當時有村民打電話報了警,但平山鎮派出所不理,因為抗拒搬遷,派出所曾經說過這樣的話,除非‘青龍山村出人命,否則一律不管’。”
  呆在青龍山村的兩天,記者感受到了這個90余戶、400余人的小村莊的靜謐、祥和。多位村民坦言,大伙都是返遷回來的,生活都不容易,彼此熟悉,互相幫扶,所以相處比較融洽。
  “雖然沒有人管我們,但我們的和諧程度不比外邊任何一個地方差,村里治安好得很,白天家家都敞著門,晚上十多斤的大白鵝躺在村路上也沒有人偷。” 說起這些,于立友有些得意地告訴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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