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睡著了什么還醒著 [睡著或者醒著]

來源:電子商務 發布時間:2019-06-19 04:10:57 點擊:

  朋友送我一本書,書名不詩意且比較長,叫“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是一本雜文集。幾乎沒什么裝幀,封面封底都是淺藍中微微有些泛紫的顏色。美編似乎沒怎么上心,好像是隨機選了一個顏色:好了,就這樣吧,比就那么一張白紙好得多。周濂?這個作者沒聽過,也沒看過他的文章。
  這樣一本裝幀極其簡單的書,加上對作者的毫不熟悉,如果不是朋友贈送,自己大約不會買過來一讀的。人與書的這種遭遇,恰好印合了書名中的隱喻:醒與睡。有些書與有些人一見傾心,好像久別的友人那般親熱,相互喚醒了對方。有些書則靜靜地沉睡著,期待著自己心儀的讀者來發現它,讀醒它。喚醒需要機緣,友情使我與《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得以有見面的機會。
  真是一本“雜”文集,文史政治,影視文學,現實網絡,作者拉拉雜雜,信筆叨絮,亦莊亦諧,既機警又不乏幽默,每日睡前讀個一篇兩篇,然后嘴角微帶著笑意睡去,甚為愜意。第85面,“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除非那個裝睡的人自己決定醒來。”這是直點書名的文字,也就是語文教學中常說的俗語呵,點明題意,揭示中心。什么中心?教育的中心。教育其實就是一種影響,它可能起作用,也可能不起作用;可能今天起作用,也可能往后才能起作用。
  教育界外的人對教育的批評不絕于耳,在教育界之內,抱怨之聲又何嘗少。當一個孩子他內心中那種向上的力量被別的事物所牽扯,或者被堵塞,或被吸到一個“黑洞”中去,他在教育中的表現就處于一個“裝睡”的狀態。我們所能做的最主要的應該是努力地摸索著創造“醒來”的契機,耐心地等待他“自己決定醒來”。
  雖然下定決心要讀點“閑書”的,但總難逃職業病的慣性,思維仍舊牽連到教育上。呵呵,還是回到書中來吧。周濂在書中談到了不少文化界名人,在《請“真實”的康德起立》文字敘述中,康德“真實”地表達自己的種族歧視讓我大吃一驚。讀過鄧曉芒《康德哲學講演錄》,康德的與儒家、基督教的道德律令并稱為三大“金規則”的道德論述:“要僅僅按照你能夠同時愿意它成為一條普遍規律的那個準則去行動”,仰之彌高,還曾分解記憶。
  沒有驟然間轟然倒塌的驚愕,也許歷史總有一部分是在裝睡吧,它一點點醒來,我們才能一步步接近它的本來面目。
  岳南的《陳寅恪與傅斯年》,也算是歷史“醒來”的一部書吧。我讀了一個暑假。讀書人熟悉的那些名字,那些不熟悉的故事,甚至與以往讀到的完全不一樣的故事包括細節,悸動中心頭涌起的是哀惻的肅然。黑色的封面上用白色印有一段話,其中一句這樣寫到:“這是一部20世紀上半葉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的心靈史詩,讀來感人淚下,悵惘良久。”但我幾乎不敢感嘆。
  20世紀上半葉,多少戰火!卻又涌現了多少碩儒大家!1928年春,藏于民間的“內閣大檔”要轉讓的消息引起中外學術界的關注。陳寅恪、胡適、傅斯年、蔡元培、楊杏佛、李宗侗等,幾經周旋,1929年8月,7000麻袋約6萬公斤的內閣檔案資料終于運進了中央研究院的史語所。從不求人的陳寅恪赤膊上陣,以至親自與商人談價錢,還有這么多大家如此費心費力,為的就是“國寶”——學術研究。這批內閣大檔后來與甲骨、青銅器等史語所其他物資一起,一路南遷,直到四川宜賓的李莊才暫停了奔波的步履。今天我們無論是在北京故宮博物館還是臺北故宮博物院觀賞時,也許其中就有當年那些大家們親手裝箱親自押運保護的文物吧。知道了那些文物所經歷的風風雨雨,我們內心掂量的也許就不僅僅是它價值幾何。
  夕陽下,江南小鎮上一座歷經明清兩朝增建而成的古建筑中,一位年逾八十的文史愛好者告訴我,這是懸掛圣旨的正廳,那是一口至今仍可汲水的古井。枯瘦的手撫摸著廊柱,指點著散布于犄角旮旯的砧石、磚瓦,目光中多少珍惜的沉重:“政協提案提了好多回了,答復說不修了,這一帶都要拆。”我無法計算保護這座古建筑與開發房地產之間的差價,但想到陳寅恪、傅斯年們,想到這座古建筑可以預知的命運,毫無吟哦“夕陽無限好”的興致。
  出于對文字的敏感,我幾乎固執地喜歡書中的目錄。“欲將心事付瑤琴”、“日暮蒼山遠”、“斯人獨憔悴”、“醉不成歡慘將別”……凄惻的詩意,暗示著陳、傅的命運。今年春天在臺北,我特地去臺大看了為紀念傅斯年而建的“傅鐘”。鐵制的架子,橫梁上懸著一個電控敲擊的鐘,據說至今還可以用。沒有亭子,沒有匾額,就那么素樸地立于路旁。我忍不住想敲響它。
  真是讓人驚喜,《陳寅恪與傅斯年》中提到的一個幾乎不被注意的人——黃萱,居然在我剛買的《21世紀中國最佳隨筆》中再見。相見時難,再見時幾乎被匆匆醒來趕路的歷史“撞了一下腰”。黃萱的老鄉、詩人舒婷在《大美者無言》中詳述了黃萱的生平。優雅的學識人品,傳奇般的婚姻,作為助手為陳寅恪工作十三年,……嗬,想來就令人動容。“黃萱”二字不再是一個簡單的名字,在這里我看到了一個高義的女人,并總愿想象她一襲長裙。
  那段歷史肯定有什么讓岳南難以割舍。后來,他又以那段歷史為背景,出了《南渡北歸》,是一套書,分為“南渡”、“北歸”、“大結局離別”三本。更多的人物,更多的細節,生動的照片,手稿、文件,縝密的注釋,完全是史家的作風,卻分明有文學史詩的氣勢磅礴與纏綿悱惻。封面(又是封面)上印著“大師遠去再無大師”,與《陳寅恪與傅斯年》封面上的“大師之后再無大師”前呼后應,暴露了這位畢業于文學系作家的耿耿歷史情愫:呼喚大師,呼喚真的知識分子。
  好像是有意承續這種思考似的,在《精神明亮的人》中一篇題為《為何我們沒有自己的“大師級”》的文章里,王開嶺追問:“而在我們的地盤上——尤其‘五四’以降,為何少有——幾乎不能——誕生和世界文明進程同步的大師級人物?”他分析到:“我們的生命關懷力、精神爆發力、信仰執行力——遠遠不夠,不夠高亢,不夠遼闊,不夠硬朗和健正。我們缺乏生命投入的完整性和徹底性,缺乏“必須”的責任和義務,缺乏宗教般的虔敬和行動,精神松散、靈魂懈怠、氣力不濟,對什么都睜只眼閉只眼……”   歷史醒來不是為了重演,它是在為我們創造自己決定醒來的時機吧。王開嶺說“‘五四’后的自由知識分子運動是個例外,是個驚喜”。僅僅憑吊,唏噓感嘆,恐怕不是回溯的初衷。
  與我們對歷史粗枝大葉的記憶相比,我曾不止一次地納悶:王開嶺從哪兒搜集來那么多的歷史細節?連歷史的紋理都清晰可見?當然,在王開嶺那些散發著人的呼吸般氣息的文字中,對細節的勾連,人文的情懷,以及理性的探索,讓歷史不是以闊步向前的姿態,也不是試卷上名詞解釋般的僵硬,而是像一條河,時而平緩,時而滔滔,極富性情地旖旎而行。《決不向一個提著褲子的人開槍》講述了英國作家奧威爾作為狙擊手,卻沒有向自己的敵人扣動扳機,奧威爾的理由是:“一個提著褲子的人已不能算法西斯分子,他顯然是個和你一樣的人,你不想開槍打死他。”多么偉大的理由。
  在《請想一想華盛頓……》中,王開嶺寫到:華盛頓鞠躬“是為了讓后人永遠牢記一條常識:一切權力來自上帝和人民,武器……它只能獻身國防而不可施于內政;領袖本人須首先是合格公民,須隨時聽從國家召喚,其權力亦將隨著階段任務的完成而及時終止……”華盛頓可能不需要我們鞠躬,但這段歷史,雖然它不是“我國歷史”,卻同樣足以引發我們的深思,或許可以借此讓我們的某些知性與感覺蘇醒。
  歷史需要提供屬于自己的敘述,才會借由更多讀者的閱讀而自我覺醒吧。我自己都沒有想到自己會喜歡看企業史。偶然翻閱財經作家吳曉波的書,迅即被吸引,于是《跌蕩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上下兩冊和《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上下兩冊,四本一口氣讀下來,倒有些學生時代饑渴讀書的感覺了。由企業而經濟,由文化而制度、人心,由政治而社會、國家,中國企業界130年櫛風沐雨的歷程讀來心驚肉跳,幾近驚悚片。血肉與硝煙何曾輸于戰場。
  在《跌蕩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的序言“尋找一個‘下落不明’的階層”中,吳曉波引述了法國學者瑪麗·白吉爾的話:“我發現自己的研究對象已經陷于矛盾的漩渦之中。”如果給歷史作個形象的比喻,大概就可以用這個“矛盾的漩渦”。逃避或簡化這個“矛盾的漩渦”,要么是裝睡,要么是逼人裝睡。
  醒著有時是難受的。里爾克在《豹》中這樣寫巴黎植物園中的豹子:
  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鐵欄
  纏得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
  它好像只有千條的鐵欄桿,
  千條的鐵欄后便沒有宇宙。
  我不知道這是醒著的豹子的哀傷,還是醒著的詩人的痛苦。反正摩挲這首詩,我似乎有些“圍城”的困惑。
  朋友說,你這讀書也太沉重了點,干嘛呀?王小波有一本散文隨筆集,叫《思維的樂趣》,“思維的樂趣”大約可以作為我這一類閱讀的注腳。
  印度哲人克里希那穆提說:“教育的目的,在于免除恐懼。”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指出:“教育是人的靈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識的堆積。”教育所能做的,總離不開人心、人性、人情。
  對于教育,我是醒著的,睡著的,還是半睡半醒的?我不確定。但愿這些閑書能幫我一把,讓我知道,并促使我還是醒著吧。
  (作者單位:江蘇江陰市華士實驗小學
  責任編輯 李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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