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翻譯過程理論:TAPS|淺析功能翻譯理論

來源:編程開發 發布時間:2019-06-19 04:19:50 點擊:

  摘 要:本文介紹TAPS理論的發展,國內外研究現狀,并指出其在研究譯者心理方面存在的問題。以期對翻譯實踐與翻譯教學服務,對譯員的培訓,提高譯者的翻譯水平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關鍵詞:TAPS理論;翻譯心理
  作者簡介:蔡時博(1987-),女,河南鄭州人,西華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翻譯信息加工。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3)-1--02
  1、引言
  譯者處在翻譯過程中的中樞,因此對翻譯過程的信息加工分析也就圍繞著譯者的心理活動而展開。譯者處于翻譯過程的中心,譯者是關鍵,是中心。以往有不少人對譯者及其譯著特點進行研究,但是他們的關注的多是外部因素(例如譯作的特點、風格、譯者的文化背景等),而翻譯過程的研究則是關注譯者的思維活動過程。翻譯是兩種語言的轉換,不同的語言系統 、知識結構, 譯者自身所處的語言文化規范及原作所處的語言文化規范等因素也會節制譯者主體性的發揮。翻譯研究大體上可以分為翻譯結果和翻譯過程研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翻譯結果研究碩果累累,但翻譯過程基本上沒有什么大的突破。隨著心理學的發展,心理學中用于搜集思維數據的有聲思維法TAPS(think-aloud protocols),被用于翻譯過程研究。目前TAPS在翻譯過程研究中的作用得到了廣泛的承認,并已形成較為全面的理論,但TAPS理論還有不足之處,需要不斷豐富和完善。
  2、翻譯過程國內外研究現狀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前,部分翻譯理論家提出一些翻譯過程模式,如Nida; Kade; Diler & Kornelius; Stein; Kussmaul,),但這些研究多為規定式,靜態研究型,是否能真正反映譯者的思維過程,還需要驗證和檢驗。Nida在喬姆斯基轉換生成語法理論的基礎上,將翻譯分為三個階段:分析,轉換和重構。Diler & Kornelius將翻譯看作是語言解碼編碼的過程。Stein從闡釋學的角度理解翻譯過程,他將翻譯分為四個階段:信賴,吸收,侵入,補償。貝爾認為翻譯心理過程的可分為譯者的言語的理解、形成表征和雙語的轉換等三階段( Bell)。對于這些模式,Lorscher評價到,這些模式是理論思辨式的,使用的是規定性的或是靜態描述的方法,描述或解釋翻譯時的大量思維不能解釋翻譯過程的心理現實性(Lorscher,1991)。Toury也曾說過,這些模式與其說是基于對實際翻譯過程觀察、分析和歸納,不如說是這些理論家的猜測和主管臆斷,而且這些模式從未付諸于任何實際情況中的檢驗(Toury,1995) 。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后,隨著心理學的發展的發展,借用心理學領域的數據收集方式法口語報告法在翻譯過程研究中的運用,翻譯過程研究不只是聽了留在經驗總結上,發展了實證研究模式,充實了翻譯理論。口語報告法又稱出聲思維法,要求被試在剛剛完成翻譯任務后,將自己在完成任務時,頭腦中形成的思維,心理活動用口頭方式說出來。德國翻譯理論家Wolfgang,Lorscher提出對譯者的行為表現進行分析,分析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用的翻譯策略,并將翻譯策略定義為“譯者在把一個語段從一種語言譯為另一種語言時,解決所遇問題的一種有意識的過程。” Jakobsen發明了Translog 軟件和Translog白金版,記錄譯者電腦翻譯的鍵盤操作行為。后者是把Translog 和TAPS結合,除了記錄有聲信息,并鎖定鍵盤操作。讓被試對之前翻譯行為進行反思Taps并運用Translog的重播功能為其提供反省思維的線索,收集思維信息數據。李德超分析了TAPS在翻譯翻譯方式策略,翻譯單位和翻譯述要取得的成就。苗菊介紹了西方的翻譯實證研究成果,并指出實證研究所面臨的挑戰。蔡寒松介紹了有聲思維在翻譯過程中使用情況。
  3、TAPS用于翻譯過程研究的局限性
  1986年,House等人出版了含有運用TAPS研究翻譯過程的文章的論文集,人們開始注意到出聲思維這個心理學研究的方法,并從各種角度著手揭示大腦這個黑匣子的運作過程。TAPS使翻譯家們有了研究翻譯過程的數據,不再像以前那樣主觀推測。當然TAPS也有不足之處。有聲思維打破了人們之前對于譯者思維研究只運用思辨的形式。行為是思維的主要結果,通過對譯者翻譯過程中的行為觀察,推斷其在翻譯過程中的意識。
  3.1 操作層面問題
  一、實驗數據是否客觀真實。出聲思維實證研究,收集譯者的內省數據,并同時進行錄音或錄像,并將這些影音整理成書面材料,加以分析研究。但是由于內省具有主觀特征,不能滿足數據收集的客觀性。譯者在執行翻譯任務時,通常很少報告自己的思維,如果硬要求其報告自己的思維,顯得不自然,并出現過譯者所口述的并非是自己內心所想的情況,并且受時間限制,使得思維數據往往不詳細,不具體。這就使得實驗數據不具有嚴格意義上的客觀性,因此研究分析的結果不一定符合實際情況。反省的TAPS數據,是在翻譯任務結束之后,翻譯過程中進入短時記憶的思維活動,在這個時候可能被遺忘。翻譯任務一旦完成,部分信息進入嘗長時記憶。因此事后報告常常困難且不完整(Ericsson&Simon,1984) 。針對譯者口述過程中不自然的情況,有學者對實驗操作方式修改,House建議將單獨翻譯改為協同翻譯。協同翻譯并不是翻譯中常見的工作方式,大多數譯者是單獨完成翻譯任務。并且由于協同翻譯中,譯者的性格不同,有的口頭語言表達能力強,不能很好合作完成實驗。因此,協同翻譯得出的數據也并不一定客觀真實。二、實驗和數據分析沒有具體標準可循。在進行實驗時,應該采用哪種題材的文章,TAPS收集的數據類型不一致,受試人數不足,實驗條件跟不上,干擾因素較多。實驗性研究方法固有兩個特征:一是變量的可控性;二是實驗的可重復性(Toury,1991) 。然而運用TAPS研究時不能對各種變量進行控制,這種不可操控性,使實驗結果有了漏洞。實驗時,受試者的數目多少時,得到的結果真實可靠?“30是樣本的最小極限,因為少于30,必須進行技術處理才能具有統計學上的意義。少于30,收集的數據不能形成正態分布”(劉潤清,1999) 。豈不說要對30位受試者的實驗數據嚴格收集和分析是多么龐大的一項工程, 首先同時找到30位翻譯能力處于同一層次的譯者也不是一件易事。另外,怎樣對收集到的數據進行科學分析,也是TAPS在操作層面遇到的問題。   3.2 方法論層面的問題
  方法論層面的問題主要包括以下三點:1.TAPs能否真正反映翻譯過程或思維過程? 2.TAPs會不會影響正在進行的思維過程? 3.TAPs實驗過程中包含口譯和筆譯,這兩種不同的翻譯模式是否會互相干擾? (參見李德超,2004)。TAPS只是收集了譯者理解原文后,產出譯文過程中的數據,對譯者如何理解原文,并沒有記錄,因此TAPS是對部分翻譯過程的研究。如果把思維過程當做神經系統的活動,得到的數據是不能反映思維過程。只有把思維過程當做信息加工過程,TAPS才能通過分析表達出來言語,研究思維過程。TAPS實驗既有口譯又有筆譯,但口筆譯的翻譯過程不盡相同。Toury說:“我們有理由懷疑許多TAPS實驗揭示的差異性極有可能是這兩種不同翻譯模式在飾演者身上的互相影響所致(Toury,1991)。”
  4、結語
  TAPS在操作層面和方法論層面存在問題,但它是目前研究翻譯心理過程中一種重要的方法和研究手段,使人們對翻譯心理有了全新的認識,翻譯心理并得到快速發展。相信隨著今后翻譯學及其他學科的研究深入,這些問題會逐漸被解決。希望這些問題能對以后的研究和教學起到啟發作用。
  參考文獻:
  1、 Ericesson,K.A.& H.A. Simon. Protocol Analysis: Verbal reporters as Data [M].Cambridge: The MIT Press,1984.
  2、Lorscher, Wolfgang. Translation Performance,Translation Proces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 Psycholinguistic Investigation[M].Tubingen: Gunter Narr,1991.
  3、Toury,Gideon.Experimentation in Translation Studies:Achievements,Prospects and Some Pitfalls [A].In Sonja Tirkkonen-Condit(ed.),1991.
  4、 Toury,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995.
  5、李德超. TAPs翻譯研究的前景與局限[J].外語教學與研究, 2004, (5).
  6、劉潤清.外語教學中的科研方法[M].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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