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貨幣、財政問題】 法國大革命過程

來源:辦公制作 發布時間:2019-06-19 04:07:27 點擊:

  要探討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貨幣、財長問題,必須先要了解指券。指券(Assignat)是指1789年到1796年期間法國大革命時期發行的可作貨幣流通的有價證券。  一、濫發指券引發財政危機
  最初的指券并不具有貨幣的職能,它就是一種普通的有價證券,是用來購買收歸國有的教會地產的票據,一旦沒收的土地拍賣完畢,指券就會悉數收回,并予以銷毀,首批發行的指券還有5%的利息,為防止持有人利用指券投機和加速國產拍賣,自1790年9月29日開始發行無息指券,從此指券發行額越來越大。
  對于制憲議會的政策制定者來說,他們堅信共和國拋出的紙幣越多,證明用來擔保這些紙幣的國有財產的價值也就越大,盡管紙幣一再貶值,在議會賬目中,收支卻總可以保持平衡。對于大眾來說,指券是以最為穩固的土地為抵押的,獲得指券就意味著自己的資產以土地憑證的方式被保有,所以,大家都瘋狂地去獲取指券,為的就是獲得一塊從教會沒收來的土地。這種良好的局面讓制憲議會的經濟決策者們樂昏了頭。無節制地發行指券,其后果就是物價上漲,1793年6月巴黎生活必需品價格比1790年6月大幅度增長,其中酒增長60%,牛肉增長70%,奶油增加90%,之后幾年物價飛漲更是愈演愈烈,雖然1793年9月雅各賓政權實行最高全面限價,但市場商品缺乏加劇,黑市活動猖撅,巴黎街頭饑民充斥,市民為買到一點發霉的面包要徹夜排隊,搶劫食品事件屢見不鮮。總之,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后,廣大下層群眾所幻想的永恒正義的理性王國并沒有降臨人間,呈現他們面前的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政治諷刺畫:眼看法國人的錢袋越來越鼓,只是連面包也吃不起了。
  二、督政府消除經濟混亂,重振資本主義經濟
  針對指券嚴重貶值問題,督政府開始全面整頓貨幣,1795年3月18日,下令停止印刷和發行指券。督政府試圖用一種新的貨幣,即土地票來取代指券,由于人們對紙幣的信任度降低,面市不久的土地票很快就遇到了和指券同樣的問題,到1797年5月2日督政府被迫廢除土地票,一切租稅均用硬幣交納,市面上重新流通金屬貨幣。這一舉措穩定了人心,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也得到了明顯的抑制。為了減少政府支出,徹底治理通貨膨脹,督政府任用拉梅爾清理和削減債務,實行了“三分之二破產法”,讓政府所有債務包括財政積欠,終身年金、養老金、浮動債務都以三分之二機動調整的辦法進行清理,《公債大冊》上只保留三分之一債券,成為只付利息的長期國債,持券人以此繳納稅賦或支付購買國有產業時必須要用鑄幣支付的部分價款,其余三分之二改為國庫發行的銀行券,沒有流通性,只用來抵償購買國有財產不需要鑄幣支付的部分價款。上述措施使國家債務瞬間減少了二十億,年財政預算減少了1.6億,法國政府終于可以喘口氣了。
  三、啟示
  客觀上說,發行指券的初衷是為了緩解政府的財政危機,革命勝利后,政府手中握有從教會沒收的大量財產(主要是土地),土地捏在政府手中是沒用的,必須將其轉移出去,從而建立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產權明晰的個人土地所有制度,但是,怎樣創造現實的購買力,讓民眾有能力從政府手中購買土地,指券恰恰成為政府鼓勵個人購買的有效手段。土地交易的熱火朝天使政府的財政收益日漸豐裕,于是,政府天真的以為,只要不停地印鈔就能保證繁榮和穩定,指券的貶值很快讓他們的美夢破滅,投機商急于購買不動產,以使資產保值,地價不斷被抬高,政府靠出售土地獲取的受益越來越多,但是,回籠的貨幣中多數是嚴重貶值的指券,幾番輪回,政府的財政問題不但沒能得到解決,反而愈加惡化。
  討論法國大革命中的貨幣和財政問題,就不能不談“拉梅爾清賬”,國內多數學者認為,指券是資產階級掠奪國有資產的工具,“拉梅爾清帳”是政府向人民賴帳,是政府在侵吞人民的財產。然而在筆者看來,拉梅爾是法國大革命中一位真正的硬漢,是一位極富責任心的經濟學家。試想,如果你是當時的法國人,是愿意口袋里裝著一張張廢紙,永遠難以兌現,還是愿意用一部分根本得不到的財產來換取環境的穩定和經濟的好轉?三分之一的長期國債可用于支付國有資產購買,減少了一部分因鑄幣不足導致的購買力損失,這樣比債券完全不能流通的極端措施要更加理性,另外的三分之二因為不能流通,貶值壓力小,也幫助政府通過國有資產出售獲得了一點收入。拉梅爾的做法在今天仍有借鑒意義,當銀行或金融業遭遇危機時,國家可以將存款暫時凍結或強制性地轉為長期國債,以使金融穩定,為經濟復蘇創造條件。
  回顧歷史,誰該為法國大革命中的貨幣、財政問題埋單?是政府,還是人民?雖然,政府過度發行指券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經濟危機,但是,眾多民眾想利用革命發財的投機心理,也加速了“指券”的崩潰,如果一定要找一個承擔者,筆者寧愿相信,是不成熟的金融貨幣理論,使政府不能準確預期未來的經濟走向,最終導致政策目標函數偏離。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制度下,財政都是個大問題,它與市場經濟制度作用的發揮、國家自由民主制度的構建、人民主人翁地位的確定、現代法治的形成等密切相連。當年路易十六就是因為看不到財政問題之“大”,不具備解決大問題的大思路和大策略,所以才失敗,大革命才會發生。這條歷史的經驗極其重要,對于那些正處于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社會改革來說,足資借鑒。
  歷史總是似曾相識,2008年金融危機橫掃全球,各國都在尋找應對危機的辦法,是反思舊的貨幣、財政政策,還是制定新的貨幣、財政政策?怎樣才能引領本國經濟走向復蘇?但是,就目前全球經濟發展現狀來看,現代經濟學并沒有進步很多。
  作為一個身處社會轉型大潮中的中國人,回首200多年前的那場慘烈的大革命,不禁黯然神傷。1789年,正是“皇恩浩蕩”的乾隆54年,中國人在做什么?“盛世”下的奴隸與至高無上的皇帝能坐在一塊進行制度上的討價還價嗎?最后,筆者想用一個真實的細節來結束本文: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克巴士底獄,當夜路易十六聽到消息,他傲慢地詢問身邊的大臣昂古爾公爵:“這是一場叛亂嗎?”昂古爾回答:“不,陛下,這是一場革命。”
  (責任編輯 全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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